管理行为的“一体两面”——管理哲学与管理科学

企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系统就像是人的骨骼、肌肉、器官与大脑，“政治”包含组织、人员、结构，“经济”包含对外的经营（盈利）方式和对内的分配方式，而“文化”则是愿景、使命、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道出了政治、经济对社会的决定性，同时还有“精神生产资料”思想的支配，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列宁也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也都指出了文化的重要性。从《大国崛起》中可以看到，英国的崛起首先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壮大，然后才有政治（体制）上的变化，但它又保留了世袭的君主作为国家元首，这就是文化（情感和价值取向）的作用；法国则是因为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卢梭的“人民主权”等这些启蒙思想才促成了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后来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金观涛说“三者耦合会形成稳定社会”，但企业不仅仅需要稳定、秩序、平衡，还需要在内外部变化时不断调整自己。如果说此“三系统”构成了企业的肌体，那么企业的组织行为、管理行为、经营行为则是组织中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管理”（搜狗百科）。

西方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佛教（《金刚经》）说人有“色、声、香、味、触、法”即“六尘”，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禅宗将参禅分为三个层次，第一重境界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类境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类境界是看山还是山、看水亦为水；儒家学说（孟子）对人的道德感悟有欲性、智性、仁性三层次；现代新儒家梁漱溟也有“本能、理智、理性”三分法，本能指人的动物性，理智指人心之知，理性指人心之情意，即道德的根据。

企业管理同样也有这样的层次可分。有人无知无畏、见招拆招，倒也颇应付自如；有人看到科学管理的魔力，给企业引入流程管理、战略管理、组织文化，反倒成了“补丁上又打补丁”；有人则将管理上升到哲学高度，比如稻盛和夫（作为人何谓正确，利他利己），比如海尔张瑞敏（以人为本，人人都是CEO），比如华为任正非的《华为基本法》（华为是谁，华为从哪来，华为要到哪里去）等等。

古人说“上人用道，中人用术，下人用力”。老子说“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说“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孙子兵法》说“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这些哲理中的“道”与“术”就是今天的“管理哲学”和“管理科学”。

百度百科这样叙述：“管理哲学”是以管理活动中的一般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由管理学和哲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它是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角度，对管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所作的哲学概括，是对一般管理理论和方法的高度抽象。管理哲学也存在那三个终极问题，即：管理是什么？管理为什么？如何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既然我们无法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替他们去回答这三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只能寄希望于管理者们能够运用不断反思，深究本质的哲学思维，去探讨一下管理定义要素的前意识、前前意识。

和政治学中讨论国家的合法性（除了合法性危机，还有认同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分配性危机）一样，企业也有它存在合法性问题。虽然现阶段它好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简单问题。私企就是“加油！明年老板能不能换豪车就看你的了”。国企呢？我们往前看，上世纪80年代那些“个体户”为了生存纷纷挂靠到乡镇企业，戴上“红帽子”后，既有了政策支持，又有了自主权。但在90年代，又纷纷闹起了产权纠纷。分好了的企业继续发展，分不好的企业则日落西山，国企同样也存在这样的忧患。倪润峰与张瑞敏、柳传志、潘宁等人，均是靠市场开拓而崛起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尽管属于国家或集体，凭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披荆斩棘，终成一时之翘楚。然而，这些新型国有企业家都面临共同的困扰：体制、产权、决策监督、企业成就与个人利益（《激荡三十年》吴晓波）。再看近几年，技术与资本的权力之争，阿里巴巴上市时的合伙人制度纷争不断，最终技术压倒了资本，但是今年的“182亿罚单”，让我们不禁疑惑，资本的贪婪性是否又占了上风？

组织有大小，我们借用王东岳先生《物演通论》中物态递变的叙述“单细胞初级生物存态－多细胞有机体生物存态－人类晚级生物存态，其属性前者结构简单、存在稳定、衍存时度长、自在程度深厚；愈后者分化递丰、能动性或机能递强、结构繁复、自为程度浮嚣”。如果把小企业比做单细胞生物，大企业比做人，后者的确衍存条件递繁、存在速率递增、自在存态递失、自为存态递强……还有中间形态的多细胞有机体，比如字节跳动推崇的海星型组织。社会学家说“150人以下，无论是社群、公司、社会网络还是军事单位，只要依靠大家都认识、彼此互通消息，就能够运作顺畅，而不需要规定出正式的阶层、职称、规范；一个家族企业，就算没有董事会、首席执行官或会计部门，也能经营得很好”（《人类简史》尤瓦尔.赫拉利）。但是当组织很大时，就会形成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小社会。没有行政机构提供组织、分工和专业化，人们就不可能提出任何执行大规模社会任务的规划（《政治学导论》杨文斌）。单细胞和多细胞有机体因为结构简单、物质需求少、外界感应单一，故生命力顽强，它们要么不断长大（但毕竟增长是有极限的），要么不断分化（成为同质的一群），要么向上跃迁。虽然人结构复杂、需求多、生存艰难，但人不仅有思想，还能够扩展自身，“轮子是腿脚的延伸，电脑上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麦克卢汉）。大型组织的缺点是反射弧长，就像那个长颈鹿的笑话，星期一被刺了一下，要到星期六才能将痛感传到大脑。“无边界组织”的关键是“信息”和“决策”的“渗透性”（《无边界组织》）。“给予人们自主决策的权力”更像是锻炼运动员的“肌肉记忆”，让神经、肌肉构成一套完整的小系统，以代替大脑小脑的部分作用，进行程序化的“惯性”活动。而组织的“大脑”则需要改变思考方式，将系统1（直觉）思考变为系统2（理性）思考（《思考快与慢》丹尼尔.卡尼曼）。

《人类简史》中说“不是人类驯服了小麦，而是小麦操纵了人类”。同样，组织自身确定“产品”，但同时“产品”也决定了组织形式。简单产品不需要复杂组织形式，但复杂产品就需要分工。人们也可以利用技术（工业机器人、数字化生产），让复杂产品制造变得简单。海尔最初的“内部市场化”让产品生产流程上的一个个节点变成利益体；随着技术进步，产品生产简单化，可以使每个产品的生产部门变成“小微”组织；但是当产品互相组合，比如智能化家电与海尔的房地产业结合，让智能家居变为房地产的入口时，组织形式需要新的变化。

从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协作系统学派开始，到激励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再到后来的团队建设、文化建设的研究，管理学中探讨最多的就是二者本身及相互关系。

而中国哲学对此的研究则更古老。中国哲学以先秦哲学为代表，以社会为出发点，以伦理为核心方法，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世界哲学史》尹丽莉）。从商代的“敬天尊祖”“重民畜众”，到周朝的“敬天保民”“天下王有”（《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再到先秦的“百家争鸣”。道家讲“无为而治”，法家讲“法”“术”“势”，儒家讲“礼”“仁”，墨家讲“兼爱”“非攻”……都阐述了古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这些古今学说及历史实践，无不对管理中处理二者关系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

组织社会学中，有基于经济学最基本假设“人是自私的”的交易成本学派，也有基于“合法性”机制（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的制度学派（《组织社会学十讲》周雪光）。社会学、政治学也有类似分类。我们老祖宗2000多年前有关于人性的争论：孟子的“人性善”，荀子的“人性恶”，韩非的“人好利”。假设不同，手段不同。

秦用“法家”，100多年即统一六国，但却“二世而亡”；汉“独尊儒术”，不仅成就400年基业，而且造就之后2000多年的制度。这就是所谓的“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人性好利，就会强调利用人性的“法”及玩弄人性的“术”。而儒家则站的更高，跳出“恶”和“利”的争论，去“导人向善”（傅佩荣《人性向善.傅佩荣谈孟子》）。

关注人性自私的一面，也要知晓“人性向善”；坚信“人性本善”，也需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有组织，就会有阶层。管理者要面对“名义选择人，实际选择人和致胜联盟”（《独裁者手册》）；而被管理者的诉求则是“收入、氛围和意义”（马云）。

除了阶层，还有群体，群体的好处是可以“标签化”，比如：管理70后靠责任（从小教育使然），80后靠负担（上老下小的现状），管理90后靠兴趣（打赏、炒鞋等表现），那么00后呢？

还有激励问题。从分配方式来看，工业时代的按劳分配，资本时代的按股分红，信息时代的按智取酬；从分配结构来看，金字塔型和纺锤型。时代不同，工作性质不同、结构设计不同，分配形式不同。

当你有了对“三个问题”和两个因素的思考和判断，你自然有了你的管理“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也会指导你的管理行为。

价值观外化形成企业文化，这个文化必须涵盖“公平、正义”，否则就是“有小礼而无大义，有小智而无大德”。控制论中有个耦合的概念，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致联合起来的现象。组织文化也得上下耦合，千万不可自说自话，否则文化就成了“纸上的墨迹”、“墙上的标语”。

“木桶理论”有它的对立面“长板理论”，“二八法则”也有反理论“长尾理论”。“反者道之动”至少有三层涵义：事物存在它的对立面；事物要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事物内部存在相互对立的因素。如果只看到事物的一面，就会犯那个“死人不会说话”的错误。

所以总书记重视“辩证思维”，强调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矛盾，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这些理论、思想、观念既可以从理论假设到实际验证再到调整纠错，也可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严密的科学逻辑推导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但国人也有“惊蛰吹起土，倒冷四十五”这样预言式的判断。这些预判式的认识，在大数据专家们“啤酒与尿不湿”、“龙卷风与蛋挞”的研究中，渐渐形成“更好的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观念（《大数据时代》维克托·迈尔，肯尼思·库克耶）。

运用结构化思维，管理应该有三个层次：宏观的管理哲学，中观的管理理论，微观的管理流程。如果只关注理论和流程，那只能穿凿附会，生搬硬套，让人去适应理论，所谓“我注六经”；只有形成更高的思想认识，方可自成一家，信手拈来，让六经来注我。

“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传习录》）。“知”是一种建构意义世界的行动，所以起心动念就是行，而“行”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落实和体现，所以行就等于知的自然流溢（《王阳明心学》王觉仁）。管理哲学与管理科学是管理的一体两面，管理哲学是“知”，管理科学是“行”。管理哲学一旦形成自然会指导日常管理行为，管理科学也是管理哲学的贯彻与践行，这就是管理哲学与管理科学的“知行合一”。

你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决定了世界如何反馈与你。最近流行的那句话虽然鸡汤，但也深刻——“如果你脑袋里的东西是对的，那为什么你口袋里没有你想要的”。

本文作者黄晓川